第3单元 尽你所能：稀缺性、福祉与工作时长

3.9 解释工作时长的动态变化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始于18世纪英国的一波技术进步和组织变革浪潮，它将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成了一个商业和工业经济体。

在1600年，英国劳动者平均每年工作266天。这一状况在工业革命之前基本保持稳定。随后，如第2单元所述，劳动者的工资逐步提高，劳动时长也随之增加——到1870年，英国劳动者平均每年工作318天。

与此同时，在美国，许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其工作时长也相应延长。而在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后，重获自由的奴隶则选择大幅减少工作时长。自此，美国整体的工作时长逐步下降。图3.15展示了19世纪晚期以来多国工作时长缩短的情况，其中一些国家工作时长的降幅甚至超过50%。（为便于比较，英国在两张图中均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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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劳动者的年均工作小时数（非农业劳动者，1870—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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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Penn World Tables 10.0. 2021.

我们之前构建的简化模型显然难以全面解释这一变化过程。请注意，模型采用的“其他条件不变”假设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因素（例如文化和政治）：模型中假设不变的那些因素，在现实中可能发生了变化。

但我们仍然可以思考该模型是否至少能部分解释这一现象：工作时长的缩短，是否可能是由工资上涨所致？

图3.16展示了两个数据点（A点和D点），分别估算了1900年和2020年美国劳动者平均每日自由支配时间和消费商品数量。经过这两个点的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分别对应当年的实际工资水平（单位小时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量）。由此我们可以界定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劳动者自由支配时间与消费组合的可行集，并进一步推断引导劳动者选择相应工作小时数的无差异曲线形态。由于无差异曲线本身无法直接观测，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劳动者的实际选择来反推其潜在偏好。

我们的模型将如何解释从A点到D点的转变？如图3.13b所示，工资上涨将同时产生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在本案例中，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因此劳动者不仅增加了每日商品消费，还同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因此，图3.16本质上是将图3.13b所示分解方法应用于历史。请根据相应步骤，逐步分析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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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将模型应用于历史：美国劳动者商品消费与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1900—2020年）。

OECD.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Accessed October 2021. 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OECD.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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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阐释历史变化

我们可以使用模型来解释1900年至2020年间美国劳动者每日自由支配时间和商品消费的变化。图中直线表示1900年和2020年劳动者自由支配时间与消费商品组合的可行集，其中，每条预算约束线的斜率由当时的实际工资决定。

OECD.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Accessed October 2021. 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OECD.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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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曲线

假设劳动者自行选择其劳动时长，我们可以推测其无差异曲线的大致形状。

OECD.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Accessed October 2021. 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OECD.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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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效应

从A点到C点的移动体现了工资上涨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单独来看，这一效应会使美国劳动者增加自由支配时间。

OECD.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Accessed October 2021. 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OECD.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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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效应

然而，由于自由支配时间的机会成本上升，美国劳动者最终选择了D点而非C点，实际增加的自由支配时间有所减少。

OECD.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Accessed October 2021. 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OECD.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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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工资上涨的总体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综合作用。在本例中，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工资提高后，美国劳动者不仅享有更多的商品消费，同时也增加了自由支配时间。

OECD.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Accessed October 2021. M. Huberman and C. Minns. 2007. ‘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 Days and hours of work in Old and New Worlds, 1870–20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4 (4): pp. 538–567.; OECD.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ctober 2021.

这种分析方法能否解释其他历史数据？

我们先考虑英国1870年以前的那段时期，当时工作时长和工资都在增加：

• 收入效应：在1870年之前，由于人们的消费水平较低，即使工资上涨使劳动者能够消费更多商品，他们也依旧不太愿意用额外收入换取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 替代效应：由于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提高，每工作1小时能够获得更多以商品计价的回报，这导致劳动者更有动力通过延长工作时长获得更高的收入。
• 替代效应占主导：因此，在1870年以前，负向的替代效应（自由支配时间减少）超过了正向的收入效应（自由支配时间增加），劳动时长总体呈上升趋势。

进入20世纪，工资继续上涨，但工作时长反而下降了。我们的模型同样可以解释这种转变：

• 收入效应：到了19世纪末，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提高，并且更加重视自由支配时间。因此他们的边际替代率逐步提高，工资上涨的收入效应也随之增强。
• 替代效应：这一效应与1870年前情况类似。
• 收入效应此时占主导：随着正向的收入效应开始超过负向的替代效应，总体上工作时长缩短了。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劳动：未来我们会劳动多长时间？

高收入经济体正在经历深刻转变：劳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推迟，退休后的寿命延长，而在参与工作的这些年份中，每年工作时长也在缩短。这些趋势在未来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对人们一生中包括上班通勤时间和家务工作时长在内的工作总时长进行了估算。这一数据口径与我们前面所探讨的数据有所不同，后者仅涵盖了那些参与有酬工作的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长。

福格尔估算了过去人们一生中总的工作与闲暇时间，并对2040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他将“自主支配时间”（discretionary time）定义为每天24小时中扣除人们用于维持基本生理需求（睡眠、吃饭和个人卫生）的时间后剩余的时间，并将闲暇时间（leisure time）计算为自主支配时间扣除工作时长后的剩余部分。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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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一生中总工作与总闲暇时长的估算（1880年，1995年，2040年）。

R. W. Fogel. 2000.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根据他的估算，在1880年，人们一生中的闲暇时间仅占工作时长的四分之一。而到了1995年，闲暇时间已经超过了工作时长，成为生命周期中占比更大的部分。他预测到2040年，人们一生中的闲暇时间将达到一生中工作时长的三倍。图3.17展示了他的这些估算结果。

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福格尔是否像凯恩斯当年一样，高估了未来工作时长的减少幅度。但可以确定的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大幅降低了劳动在普通人一生中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