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单元 策略互动和社会困境

4.6 公共品博弈和合作

在害虫防控博弈中，由于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决策对另一位参与者的影响，阿尼尔和巴拉最终得到了一个他们双方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他们的问题虽然是设想的，但它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人们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个人的行为可能会造福或损害邻居。 例如，东南亚的许多农民依赖共享的灌溉设施，而这些设施需要持续维护和新的投资。 每位农民都需要决定自己应当为这些活动贡献多少，这有利于整个社区。 但如果某位农民选择不出资，他仍然可以从他人的贡献中受益。

假设有四位农民正在决定是否为一个灌溉项目出资。

对于每位农民而言，出资参与该项目的成本为 10 美元。每笔 10 美元的贡献都会使四个农场的作物产量分别增加 8 美元。这是一个策略互动：一个农民的决定会影响其他农民的支付。

现在考虑四位农民之一的金（Kim）所面临的决策。她的支付取决于项目带来的作物增产量，这取决于有多少农民贡献，再减去她自己的贡献成本。

例如，假设另有两位农民选择贡献。图4.8 展示了在不同决策下金的支付计算方式。 如果她不贡献，她将从两位农民的贡献中分别获得 8美元 的收益，而自己无需承担任何成本，总收益为 $16。 如果她也贡献，她将额外获得 $8 的收益（其他三位农民也同样受益）。但这将花费她10美元，使她的支付减少到14美元。

图4.9以同样的方式计算了金在不同情况下（其他贡献者人数从0到3）的支付。该图表明，无论有多少农民已作出贡献，金不贡献（红色条）的支付总是高于她贡献（蓝色条）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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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re-book-server.vercel.app/microeconomics/zh/04-strategic-interactions-06-public-good-games.html#图4-9

图4.9 金在灌溉博弈中的支付。

公共品博弈（public good game）

在公共品博弈中，个体参与者可以采取对自己来说代价高昂的行动，但这一行动将为所有参与者（包括他们自己）带来收益。

灌溉博弈是公共品博弈的一个例子：当一个人承担提供某种商品的成本时，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这创造了一个社会困境。无论其他人如何决定，金不贡献会比贡献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公共品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搭便车，利用其他人的贡献。

灌溉博弈是多于两个参与者的囚徒困境的一个案例。与害虫防控博弈一样，每个农民的决策都会对其他农民产生外部效应。如果农民只关心自己的货币支付，就会出现一种占优策略均衡，即没有人贡献，所有人的收益都是零。然而，如果所有人都贡献，每个人将获得22美元。如果每个人都合作，大家都会受益，但合作不能成为均衡，因为每个农民都可以通过搭其他人的便车来获得更好的结果。

这是一个好的模型吗？

在世界各地，尽管农民和渔民面临类似的决策，但他们仍然选择投资或合作，使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过得更好。行为并不总是符合自利偏好下的囚徒困境博弈的预测。

政治科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他研究者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共同灌溉项目中收集的证据表明，人们确实会合作，尽管合作的程度各不相同。在一些社区，信任的历史促进了合作，而在其他社区，不平等则阻碍了合作。例如，在印度南部，土地和种姓地位极端不平等的村庄在水资源使用方面冲突更多；而不那么不平等的村庄则更好地维护了灌溉系统，维持合作也更容易。¹

奥斯特罗姆研究了社区如何管理公共财产资源，如近海渔业、牧场或森林区域，从而挑战了非正式的资源集体所有制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这一流行的观点。她强调了公共财产与开放获取资源之间的区别：

• 公共财产涉及一个界定明确的用户社区，这个社区在实际操作中（即使在法律上不能做到）可以防止外部人员利用该资源。
• 开放获取资源，如海洋渔业或地球大气，除了由各国单独或通过国际协议施加的限制外，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开发。

社会规范（social norm）

当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他人时，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应该做什么的共识。

她发现公共财产的管理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一些社区能够制定规则并利用社会规范来实施可持续的资源使用和维护，而其他社区则未能做到这一点。奥斯特罗姆发现，个体愿意承担相当大的成本来惩罚违反规则或规范的人。

正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说，奥斯特罗姆认识到需要“扩展人类偏好的模型，以包括依情况而定的惩罚他人的偏好”。她发展了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其中个体具有社会偏好，直接关心信任和互惠。她还研究了面对社会困境的人们如何改变规则，从而改变互动的策略性质。

除了研究真实世界的行为，经济学家还进行了实验室实验，以调查为什么人们在囚徒困境情况下可能选择合作而不是背叛。在一次性的两人囚徒困境博弈中，大约有20%或更多的参与者选择合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对自己的对手抱有利他主义。人们还发现，重复与同一对手博弈会使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到大约50%：参与者如果认为对手可能是利他的，可能想要建立自己合作的声誉，以便对手在未来的回合中继续选择合作。^2 3

迄今为止，在我们的博弈论模型中，我们假设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并且博弈只进行一次。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将利他主义、重复互动和社会规范纳入我们的模型，以使其与合作行为的证据相一致。

伟大的经济学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33—2012）是一位政治科学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获得者（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尽管她在经济学界的知名度不高，但一些人，例如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却认同她的独创性、科学常识和认真倾听数据的态度。

奥斯特罗姆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聚焦于产权的核心作用。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当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他人的福利时，是否需要政府监管取决于财产权是否清晰界定。奥斯特罗姆探索了社区而不是个人或正式政府拥有财产权的中间地带。

奥斯特罗姆利用案例研究、统计方法、包含非传统元素的博弈模型和实验室实验的独特组合，试图理解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识别成功的标准，并运用理论来理解为何某些安排比其他安排更有效。

经济学家曾利用重复博弈理论来解释结果的多样性，该理论预测，自利的个体在重复互动时能够维持合作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并未让奥斯特罗姆感到满意，部分原因是它预测任何其他结果（包括资源的迅速枯竭）都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她认识到可持续利用是通过明显偏离物质自利假设的行为来实现的。

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她验证了应对资源过度开采所广泛使用的昂贵惩罚的有效性，并展示了沟通的力量以及非正式协议在支持合作中的关键作用。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