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单元 尽你所能：稀缺性、福祉与工作时长

3.8 这个模型有效吗？

在我们构建的工作时长决策模型中，我们假设人们将在两种可选的“商品”——消费支出和自由支配时间——之间作出最优选择。我们采用无差异曲线刻画个体的偏好，并通过预算约束界定其可行集。根据模型推导，个人最优选择（即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出现在可行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该点满足条件MRT= MRS。

您可能会质疑：现实中人们根本不这样决策！

全球数十亿人每天都在安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但他们并不了解MRS和MRT的概念。（如果他们真的按照这种方式来决策，恐怕我们还得扣除他们用于数学计算的时间。）而且，即便人们能够运用数学工具进行选择，现实中大多数人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决定何时开始或结束工作。那么，这个模型还有意义吗？

正如2.8节所述，经济学模型的目的在于“去繁存简、以小见大”。缺乏现实性并非模型的缺陷，而是有意为之的特征。

用“试错”代替精确计算

如果模型未能反映人们决策时的真实思考过程，那么它还是一个好的模型吗？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指出，经济学家在使用这类模型时，并不认为人们在实际决策时真的会进行这些计算（例如令MRS等于MRT）。相反，人们通常会尝试各种选择（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并逐渐形成一些让自己满意且不会后悔的行为习惯或经验法则。

在他的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中，弗里德曼用打台球来类比经济模型的作用：

试想我们要预测一名专业台球选手的击球路径。为了得到准确的预测结果，我们作出的一个合理假设是，这位选手在击球时仿佛掌握了一套用于计算最佳击球角度的复杂数学公式，能够通过目测精准判断球的位置和角度，并以极快的速度将这些数据代入公式计算，然后使球准确地依照公式指示的轨迹移动。

但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一假设，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台球选手（即便是专业选手）能够或确实会去做这些数学计算。相反，我们相信，如果他们不能以某种方式达到与数学计算相近的结果，他们就不会成为专业的台球选手。¹

同理，如果我们观察到某个同学在讲座后经常去图书馆学习而不是出去玩，或者某位农民没有在他的农场投入太多劳动，抑或某人在加薪后主动申请延长工作时间，我们并不需要假设他们已经进行过我们所列出的那些数学计算。事实上，如果他们事后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下次或许会作出调整，比如更多地出去玩、更勤恳地耕作，或者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关于工作时长的决策最终将与我们模型的计算结果趋于一致。

这正是经济理论的魅力所在：它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人们的行为，即便他们并不会真的按照经济学家在数学模型中的方式进行计算。

其他条件不变

或许有人还会质疑：我们在模型中忽略了一些影响工作时间决策的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假设劳动者仅关心两种“商品”——自由支配时间和消费，但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会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未来职业发展，并愿意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或争取晋升机会。此外，劳动者的决策还可能受到其他时间安排的影响，比如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以及是否能够方便地获得托育服务。那么，这些被忽略的因素会削弱模型的有效性吗？

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

为简化分析，经济学家通常会暂时搁置那些被认为对于研究问题不太重要的因素。这一术语的字面意思是“其他条件相同”。在经济模型中，这意味着经济分析是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答案是：只要我们清楚哪些因素被假设保持不变，这种忽略其他因素的做法或许并不会影响模型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在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即假设其他一切条件维持原状）的前提下，运用该模型来预测劳动者对工资上涨作出的反应。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这些“其他条件”真的发生了变化，模型的预测结果可能就不再适用。例如，一家企业提高了员工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员工可能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长。但如果这家企业同时停止为员工提供托儿服务，那么工资上涨的影响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因此，“其他条件不变”假设可能导致模型难以适用于长期情形：时间跨度越长，其他因素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代表性劳动者

此前，我们构建了单个劳动者的决策模型，并探讨了其选择如何受到个人偏好和可行集的影响。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一模型用于解释一大群劳动者（例如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所有劳动者）的集体行为呢？

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可行集作出不同决策。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模型视为对一个典型的或被称为“代表性”的劳动者决策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理解群体的总体反应。这里的“代表性劳动者”指的是：他的偏好代表了该群体大多数人的典型特征，并且其可行集由群体的平均工资水平决定。

在本单元的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应用这一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长关系的模型分析各国平均工资水平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并将这些数据视作代表性劳动者的决策结果。然而，再次提醒，在应用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设想的英国典型劳动者，可能与21世纪英国或中国的典型劳动者截然不同。

文化与政治的影响

我们的模型还存在另一个与现实不尽相符的设定，那就是工作时长通常并非由劳动者自行决定，而是由雇主来安排。事实上，雇主规定的工作时长通常会超出劳动者偏好的工作时长。因此，许多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工作时长一旦超过法定上限，雇主与员工均无权自行延长。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实际上对工作时长和商品的可行集施加了限制。

尽管劳动者个人通常难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长，但工作时长的变化趋势以及国家间差异仍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的偏好。例如，在民主社会中，如果大多数劳动者希望缩短工作时长，他们即使无法以个体劳动者身份决策直接实现这一目标，也可以作为选民间接推动这一改变。或者，他们也可以通过工会谈判，要求雇主支付更高的加班费，以减少超时劳动现象的出现。

这一解释强调了文化和政治因素对工作时长的影响。所谓文化因素，是指一个社会或国家内人们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的偏好；而政治因素则体现为法律法规的作用、工会的力量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这些因素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各国工作时长的显著差异。

首先，不同国家的文化存在显著差别。例如，北欧一些国家格外重视休假，而韩国则以超长工时著称。其次，各国对法定工作时长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例如，比利时和法国将标准工作周限制在35至39小时之间，而墨西哥的上限为48小时，肯尼亚的法定工作时长甚至更长。

然而，即使在个人层面，劳动者也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时长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如果雇主招聘时所提供的工作时长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偏好，他们就可能比那些要求工作时长过长或过短的雇主吸引到更多的求职者。

综上所述，我们的工作时长模型并未囊括现实中的所有影响因素，这意味着在应用模型时，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遗漏因素是否会影响最终结论。然而，在评判一个模型的好坏时，关键在于它是否能为我们希望深入理解的问题提供洞见。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一简化的工作时长决策模型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工作时长随时间变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