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单元 技术与激励

2.12 模型的有效性如何？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18世纪？又为何起源于一个欧洲大陆海岸外的岛屿？

在本单元中，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解释。在英国这一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相对较高的工资和廉价的煤炭成为推动新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动力，这些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其不断增长的产出提供了低成本的原材料和市场支持。¹

我们的模型解释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忽略了学者们认为同样重要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因素。

• 科学革命与技术知识的传播：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着重强调欧洲科学革命的作用，以及精英阶层的科学知识如何转化为工程师和熟练工匠的实践指南与工具，帮助他们设计并制造那个时代的机械设备。²
• 法治及其他政治制度：戴维·兰德斯强调国家整体的政治与文化特征，如政治稳定与法治。他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赶超中国，是因为中国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抑制了创新活动的发生，而且当时的中国文化也更倾向于稳定而非变革。³
• 新兴个人价值观：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认为，个人价值观——比如将勤奋与储蓄视为美德——是新制度下成功的关键。这些价值观广泛传播，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克拉克将这一过程称为“勤勉革命”。⁴

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因此单一模型难以解释所有的曲棍球棒式经济增长现象。例如，德国虽然在纺织业上难以与英国竞争，但凭借政府和大型银行的有力支持，钢铁和其他重工业行业得以崛起并迅速发展。日本则凭借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地理隔离优势（当时远洋贸易需要花费数周时间），在部分亚洲纺织市场超越了英国。日本还选择性地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既引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保留了包括君主制在内的传统制度，其中天皇的统治地位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才宣告终结。

正如第1单元所讨论的那样，工业革命并未带来普遍的经济增长。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扩散进程缓慢，国家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戴维·兰德斯在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经济增长时曾发问：“为何我们如此富足，而他们却如此贫穷？”⁵

此处兰德斯所说的“我们”，特指欧洲与北美的富裕国家和地区；而“他们”则指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贫困国家和地区。他略带戏谑地指出，这个问题有两种解答：

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我们如此富足而他们如此贫穷”，是因为我们优秀而他们堕落；也就是说，我们勤勉、博学、受过良好教育、治理有序、高效且富有生产力，而他们则完全相反。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一情形源自我们的邪恶与他们的善良：我们贪婪、无情、剥削、侵略，而他们弱小、无辜、品德高尚、容易遭到压迫和伤害。

如果你认为工业革命源于欧洲的新教改革、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先进的私有产权制度或有利的政府政策，那么你属于第一阵营；如果你将其归因为殖民主义或奴隶制，那么你属于第二阵营。但兰德斯的设问实质上将两种观点错误地对立了起来。历史表明，科学与实践的创造力以及法治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而由奴隶劳动生产的棉花和蔗糖以及英国殖民地的市场同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