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单元 尽你所能：稀缺性、福祉与工作时长
3.10 应用：工作时长、自由支配时间与不平等
上一节探讨了工资增长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工作时长的变化。
然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增加或减少工作时长，有时不仅是因为自由支配时间的机会成本发生了变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他们对自由支配时间和工资或薪水所能购买商品之间的相对重视程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取舍非常关键，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愿意工作的小时数，还塑造了我们对于“富足”或“匮乏”的认知。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开始更加重视可自由支配时间，而对消费的需求降低，那么即便只拥有较少的产出商品，也仍有可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此外，环境可持续性的考虑也可能促使人们调整偏好，从而减少工作时长。
从图3.15可以看出，在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国家中，人们在20世纪末的平均工作时长普遍低于20世纪初。但各国的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
图3.15 (reproduction) Translation query: please provide a translation for '(reproduction)' in this caption. （再现）劳动者的年均工作小时数（非农业劳动者，1870—2017年）。
- 在荷兰，年均工作时长从平均每周62小时（按全年52周计算）降至每周不足27小时。
- 在瑞典，工作时长同样经历了大幅下降，但在1980年至2000年间出现了小幅回升。
- 在美国，工作时长的缩短幅度远低于大多数国家，仅为33%（荷兰的降幅为58%）
- 与瑞典类似，美国的工作时长在上世纪末也略有增加。
为什么在20世纪末，美国和瑞典的工作时长反而有所上升？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一时期，瑞典人和美国人对消费的偏好提高了。换句话说，他们的偏好发生了改变，使得MRS下降（他们的状态更趋近于今天的韩国劳动者）。
这一现象可能与两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关。在这一时期，美国和瑞典超级富豪获得的收入份额显著上升，而他们奢华的消费方式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标准。根据这一解释，随着“邻居”财富的增长，两国普通民众受“与邻居攀比”心理的影响改变了消费偏好，对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 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 指个人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来公开展示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 凡勃伦效应（Veblen effect）
- 指个人通过消费豪华住宅、名牌服饰或高端车辆等彰显社会地位的商品，对他人产生的负面影响。 另请参见：炫耀性消费。
这里的核心观点是，消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吃饭不仅是为了获取营养，穿衣也不仅是为了保暖，房屋的作用远不止遮风挡雨。我们所消费的商品——无论是衣物、汽车，还是食物，其质量、数量和价格都会向他人甚至我们自己传递关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信息。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将为了展示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消费行为称为炫耀性消费，而这种消费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则被称为凡勃伦效应。
我们对瑞典和美国工作时长增加的解释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工作时间更长意味着可以购买更昂贵的商品，而这些商品传递的社会地位信号的价值，则取决于超级富豪所设定的奢侈消费的标准。
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1857—1929）在分析收入较低人群为何尝试模仿富人的消费习惯时，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概念。
他写道：“通讯技术发展和人口流动使得个体被暴露在更多人的目光之下，而这些人判断该个体社会声誉的唯一依据，便是他所展示的物质财富……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正是炫耀性消费的效用逐渐超越炫耀性闲暇的效用。”
凡勃伦效应：不平等如何让我们更看重消费而轻视闲暇
凡勃伦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概念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工作时长的变化以及各国之间的差异？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说：富人消费得越多，其他人就会工作更长时间，以尽可能模仿富人的消费标准。这一现象被称为凡勃伦效应。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富人特别富裕的国家，人们倾向于工作更长的时间；而在富人和普通人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人们往往工作较少的时间。
图3.18利用20世纪10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图中纵轴表示各国年均工作时长，横轴（采用比例刻度）表示最富有的1%家庭获得的收入份额。数据表明，当社会财富更加向富人集中时，该国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更长。
图3.18 1900—2000年间的不平等与工作时长。
S. Y. Oh, Y. Park, and S. Bowles. 2012. ‘Veblen effect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duction in working time over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此外，该图还揭示了更多信息：某个国家超级富豪的相对收入下降时，该国工作时长也随之缩短。例如，在数据所涵盖时期的早期，瑞典是收入最不平等、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而到了近些年，它又成为收入最平等、自由支配时间最多的国家之一。总体来看，那些在这一时期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最多的国家，其工作时间的降幅也最大，图中的荷兰和瑞典就是典型案例。而到了上世纪末，瑞典和美国的工作时间出现小幅回升，这正好对应了两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
在这一关于不平等和炫耀性消费的模型中，富人消费的奢侈品不仅仅是用于提升自身效用的私人商品，它们还会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他们的效用水平。换句话说，富人的奢侈消费是一种“公害”（public bad）。受影响的人群会工作更长时间并消费更多商品，从而加剧了对有限环境资源的消耗，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负面后果。
2001年，挪威税务机关开始在网上公布个人所得税记录，任何人都可以查询邻居、朋友或同事的收入。结果，大量民众访问了该网站。经济学家里卡多·佩雷斯-特鲁利亚（Ricardo Perez-Truglia）研究了挪威人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包括愉悦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统计关系。研究发现，高收入者的确比低收入者更愉悦，生活满意度更高。但在收入公开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明显扩大：富人变得更开心，而穷人变得更不快乐。1
虽然我们已经探讨了工作时长变化的一些原因，但还有一些关键因素未被提及。对于20世纪工作时长缩短这一现象，被忽视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便是在20世纪初，大多数成年人都获得了投票权。当不堪重负的劳动者获得选举权后，几乎在所有国家，他们的工会和政党都要求缩短工作时长。
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形成一些意想不到的趋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曾撰文探讨了一个悖论：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世界上许多最富有的人反而比过去工作得更多。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行动”视频中，她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悖论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意味着什么？
Translation query: please provide a translation for the print title of this video: “Juliet Schor: Why do we work so hard?”
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行动”视频中，朱丽叶·朔尔探讨了我们为什么如此努力工作的问题。
问题3.12 选择正确答案（多选）
下图展示了凡勃伦效应如何改变卡里姆的无差异曲线。假设他的时薪为30欧元。如果他不受富人消费水平的影响，他会选择位于无差异曲线IC1上的E点。然而，假设他开始关注并尝试模仿马德里富人的生活方式，他的无差异曲线发生了变化，如VIC1和VIC2所示。
根据这一信息，阅读以下陈述并选择正确选项：
- 凡勃伦效应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他从E点移动到F点，增加消费并减少自由支配时间。
- 凡勃伦效应使卡里姆的无差异曲线变得更平坦：他现在愿意为了多获得一单位消费而放弃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 在E点，卡里姆的MRT等于30欧元，对应于预算约束线的斜率。而VIC1的斜率小于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因此MRS <30欧元。由于MRS < MRT，E点不能使他的效用最大化。
- 他并不认为这两点是无差异的，因为他的无差异曲线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初始无差异曲线下，他偏好E点；但在新的无差异曲线下，他更偏好F点。
练习3.10 凡勃伦效应
请阐释凡勃伦效应如何能够解释以下研究发现：
- 朱丽叶·朔尔发现，观看电视时间较长的人，储蓄率较低。
- 里卡多·佩雷斯-特鲁利亚发现，在挪威，当公开所有人的收入信息后，富人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幸福感差距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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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ardo Perez-Truglia. 2020. ‘The Effects of Income Transparency on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4): pp. 1019–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