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单元 尽你所能：稀缺性、福祉与工作时长
3.6 工作时长与技术进步
正如第2单元所述，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果工人们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能够与雇主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会上涨。图2.18展示了在持续性技术革命兴起后的几个世纪内，劳动生产率是如何提高的，工资又是如何随之增长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使用相应的分析工具探讨工资增长对工作时长以及整体生活水平的影响，而整体生活水平既取决于自由支配时间，又取决于收入水平。
在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他在文中预言，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内，技术进步将使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8倍左右。1 他所提到的“经济问题——为生存而奋斗”将得到解决。届时，我们每周只需工作不超过15小时就能满足基本经济需求。他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未来该如何打发这些额外的闲暇时间？
凯恩斯对英国、美国等国家技术进步速度的预测大致正确。图3.1也显示，人们的工作时长确实有所减少，只不过下降幅度远低于他的预期——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长能在2030年降至每周15小时。
我们将使用受约束选择模型来分析工资上涨对劳动者决策的影响。作为第一步，我们将考察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如何改变卡里姆的工作时长选择。还记得吗，他预计搬到马德里后每小时能获得30欧元的收入，在这一工资水平下他愿意每天工作7小时。这样他每天能获得210欧元的收入用于消费，还能拥有17小时的空余开展其他活动。
假设他在到达马德里后发现，像他这种资质的劳动力在市场上非常抢手，能够获得时薪45欧元的工作机会。这将如何改变他的决策？
当工资水平从每小时30欧元上涨到45欧元时，卡里姆的可行集扩大了。请参照图3.9中的步骤，分析这一变化对其工作时长选择的影响。
图3.9 当工资上涨时，卡里姆的选择将如何变化。
卡里姆在初始工资水平下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工资上涨
预算约束线变得更为陡峭
可行集扩大
新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工资上涨提高了卡里姆的生活水平
在工资提高后，卡里姆会选择F点，即新的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IC4 相切的位置。相较于E点，这个点给他带来了更高的效用。由于可行集扩大，他得以拥有实现更高生活水平的机会。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用，他会在新的预算约束线上选择满足\(\text{MRS} = w\)的点，从而在两种权衡关系之间实现平衡。此时，他在自由支配时间和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二者之间的边际转换率。而边际转换率正是由工资决定的，因此随着工资提高，边际转换率也相应上升。
在图3.9中，工资上涨使卡里姆选择同时增加对两种商品的拥有量：他不仅提升了消费水平，还增加了自由支配时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结果。如果我们绘制不同形状的无差异曲线，那么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位置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工资提高的确使他同时增加消费和自由支配时间成为可能，但他是否会这样选择，取决于他对这两种商品的偏好程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资上涨对卡里姆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
- 指个人收入增加对其商品需求量（即个人选择购买的数量）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收入增加扩大了商品购买的可行集。当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会通过扩大或缩小可行集产生收入效应，同时还会引起替代效应。 参见：替代效应。
-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
- 指当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时，由于该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所导致的消费量变化。价格变化还会通过扩大或收缩可行集产生收入效应。 参见：收入效应。
首先，工资上涨使预算约束线向外移动，扩大了他的可行集。他的境况因此改善：现在，他可以选择一些以前负担不起的消费和自由支配时间的组合。这一变化被称为收入效应：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有能力获得更多自己看重的商品（包括自由支配时间），我们往往就会倾向于这样选择。
工资上涨带来的收入效应使得卡里姆想要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其次，工资上涨提高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机会成本，从而增强了他的工作激励。现在，多享受1小时自由支配需要放弃更多的消费支出。这使得他在权衡自由支配与消费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拥有后者，推动他延长工作时间。这一变化被称为替代效应：如果一种商品（这里指自由支配时间）相对于另一种商品变得更为昂贵，我们往往会减少对它的持有数量，将资源用于获取更多数量的另一商品。也就是说，我们会倾向于用一种商品去替代另一种商品。
工资上涨带来的替代效应使得卡里姆想要减少自由支配时间。
所以，工资上涨带来的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在图3.9中，收入效应占据主导。在任何自由支配时间水平下，卡里姆都能获得比之前更高的消费水平。因此他选择利用工资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来享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但在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是额外的工作激励占据主导，劳动者反而可能因为工资上涨而选择延长工作时间。
凯恩斯在思考百年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时，准确预测到工作时长将会缩短。他认为，随着工资大幅提高，他孙辈的那代人能够通过工作轻松满足物质需求，过上舒适的生活。他的观点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取得更多收入的重视程度会相对降低。如果用我们的模型来解释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认为收入效应的影响程度会超过工作激励增强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在关于工作时长将降至每周15小时的预言中，他似乎低估了人们在经济日益繁荣的背景下对于工作和消费的偏好强度。而这种偏好影响了未来劳动者的决策。在本单元后续内容中，我们将探讨导致偏好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
问题3.8 选择正确的答案（多选题）
基于类似图3.9的图，思考如果卡里姆的工资进一步上涨到每小时60欧元，这会如何影响卡里姆关于消费和工作时间的效用最大化选择。根据这些信息，阅读以下陈述并选择正确的选项：
- 自由支配时间的机会成本等于工资，所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机会成本会涨到每小时60 欧元。但选择拥有更多自由支配时间只是他可能作出的一种反应。
- 他不会同时减少自由支配时间和消费，因为这将使他的效用水平低于F点。
- 在新的效用最大化选择下，他的工作时长可能与E点或F点相同，也可能更高或更低，这取决于他无差异曲线的形状。
- 工资上涨后，F点仍然可行，但卡里姆会选择一个效用更高的点，也就是生活水平更高的点。
练习3.6 为什么人们仍然长时间工作？
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金融时报》“卧底经济学家”（Undercover Economist）专栏中的一篇文章探讨了为何我们的工作时长没有像凯恩斯预期的那样大幅减少。2
- 他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这些原因是否对某些劳动者群体的影响更大？
- 如果蒂姆·哈福德的观点成立，那么随着经济愈加繁荣，我们在消费与自由支配时间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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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ynard Keynes. 1963.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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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Harford. 2015. ‘The rewards for working hard are too big for Keynes’s vision’.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First published by The Financial Times. Updated 3 August 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