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单元 策略互动和社会困境
4.9使用实验研究经济行为
理解人们的动机（利他主义、互惠原则、不平等厌恶以及自利）对于预测他们作为员工、家庭成员、环境守护者以及公民的行为至关重要。
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如上一节提到的公共品实验，在受控条件下观察人们的行为。
19世纪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通过控制实验发现了遗传定律。他系统地杂交了具有不同特征的豌豆植株，然后观察和测量了每株植物的七个特征。我们无法仅通过七个测量值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经济学家使用类似的方法来识别对经济决策至关重要的因素，并推断人们决策背后的偏好。
实验的设计要尽可能接近现实，同时控制决策的环境条件。这样，实验者就可以观察到当只有一个条件发生变化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决策会如何变化。因此，在公共品实验中：
- 所有城市都进行了完全相同的实验。
- 所有实验参与者都是年龄和社会背景相似的大学本科生。
- 每个参与者都收到了相同的实验说明和信息。
- 互动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并且是匿名的。
- 决策具有真实后果：每个参与者在实验结束时获得与其个人支付总和相等的金额。
为了将当玩家认为他人对公共品的贡献过低时可以惩罚他人这一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在博弈中拥有惩罚他人的选项，而对照组则没有。
许多大学都有计算机实验室，可以进行类似的“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s），参与者通常是学生。经济学家胡安·卡米洛·卡德纳斯（Juan Camilo Cárdenas），任教于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安第斯大学，他进行了关于社会困境的实验。参与者们在现实生活中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森林或鱼类资源的过度开发。
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行动”视频中，胡安·卡米洛·卡德纳斯介绍了他的实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为何在有明显不合作的诱因时仍会选择合作。
要了解已进行的实验类型、主要结果以及实验室中的行为是否能预测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可以阅读一些专门从事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研究。例如，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和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1、阿明·法尔克（Armin Falk）和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2，以及约瑟夫·海因里希（Joseph Heinrich）及其遍布全球的众多合作者所做的实验。3
人们在实验中的行为方式可以预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例如，在巴西，实验中合作性更强的渔民在捕鱼时也采取了更为可持续的方式，而那些在实验中合作性较差的渔民则不然。
问题4.10 选择正确的表述（多选题）
根据胡安·卡米洛·卡德纳斯的《经济学家在行动》视频，经济学家通过模拟公共品场景的实验发现了以下哪些结论？
- 卡德纳斯教授在视频中提到了这一发现。
- 卡德纳斯教授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人群展现出更少的信任与合作。
- 即使在实验参与者被提供真实现金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合作行为，在卡德纳斯教授的实验中就是如此。
- 卡德纳斯教授在视频中提到了这一发现。
练习4.10 实验室实验的有效性如何？
2007年，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和约翰·利斯特（John List）发表了一篇名为《测量社会偏好的实验室实验揭示了关于现实世界的什么信息？》的论文。阅读这篇论文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田野实验
经济学家也会进行田野实验，他们故意改变人们作出真实决策时的经济条件，并观察其行为如何变化。1998年在以色列的日托中心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社会偏好可能对过去的经验非常敏感。
家长们通常急于从日托中心接走他们的孩子。有时家长迟到，这会对不得不加班的工作人员产生负面影响。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家长迟到？
两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田野实验，他们在一些日托中心引入了罚款（实验组），而在其他日托中心则没有（对照组）。根据家长迟到的程度，迟到的代价从零增加到十个以色列新谢克尔（当时约合3美元）。图4.15展示了实验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在引入罚款后，迟到的频率竟然翻倍了。
图4.15 每周平均迟到家长人数。
Uri Gneezy and Aldo Rustichini. 2000.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 (January): pp. 1–17.
对迟到进行罚款为何会适得其反？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罚款引入之前，大多数家长按时接孩子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道德上正确或负责任的行为，避免给托儿所工作人员带来不便。也许他们对工作人员怀有一种的利他主义的关心，或者把按时接孩子视为在共同照顾孩子过程中的一种互惠责任。
然而，罚款的引入却改变了这一情境的性质，使其更像是在购物。迟到有了一个价格标签，因此可以像蔬菜或冰淇淋一样被“购买”。5 如果你支付了价格，你就有权迟到，而不会受到任何后果的惩罚。
在这篇文章中，诺贝尔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解释了田野实验（也称为随机对照试验）如何影响政府政策。
- 挤出，被挤出（crowding out，crowded out）
- 这个术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第一种是指当经济激励取代了人们的道德或社会动机时观察到的负面效应。在研究个体行为时，激励可能会对社会偏好产生挤出效应。第二种用法是指政府支出的增加在减少私人支出方面的效应，例如在生产能力满负荷运行的经济中预期会出现的情况，或者当财政扩张与利率上升相关联时。
使用市场化激励措施，即迟到的价格，为决策提供了心理学家所说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改变了决策的性质，使得自利行为而非关心他人变得可接受。更糟糕的是，图4.15显示，当罚款被取消后，家长们接孩子仍然迟到。他们似乎永久性地调整了对社会可接受行为的看法。他们认识到迟到是可以接受的，并相应地更新了他们的偏好。当罚款和价格产生这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时，我们说激励措施已经挤出了社会偏好。
问题4.11 选择正确的表述（多选题）
图4.15 展示了日托中心每周平均迟到家长的数量，其中一些日托中心引入了罚款制度，而另一些则没有。如图表所示，这些罚款最终都被取消了。
基于这些信息，阅读以下陈述并选择正确的选项：
- 图表显示，在引入市场化激励（罚款）后，迟到家长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 家长只有在迟到的情况下才会支付罚款，否则不会。因此，罚款可以视为迟到的价格。
- 图表显示，在罚款取消后，迟到家长的数量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实验可能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
- 社会偏好的挤出发生在道德义务（不迟到）被市场化激励（购买迟到权，不带道德负担）所取代时。这一结果在罚款刚开始引入后就显而易见。
-
Colin Camerer and Ernst Fehr. 2004. ‘Measuring Social Norms and Preferences Using Experimental Games: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In 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ality: 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Ethnographic Evidence from Fifteen Small-Scale Societies, eds. Joseph Henrich, Robert Boyd, Samuel Bowles, Colin Camerer, and Herbert Gint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Armin Falk and James J. Heckman. 2009. ‘Lab Experiments Are a Major Source of Knowledg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6 (5952): pp. 535–538. ↩
-
Joseph Henrich, Richard McElreath, Abigail Barr, Jean Ensminger, Clark Barrett, Alexander Bolyanatz, Juan Camilo Cárdenas, Michael Gurven, Edwins Gwako, Natalie Henrich, Carolyn Lesorogol, Frank Marlowe, David Tracer, and John Ziker. 2006. ‘Costly Punishment Across Human Societies’. Science 312 (5781): pp. 1767–1770. ↩
-
Steven D. Levitt, and John A. List. 2007. ‘What Do Laboratory Experiments Measuring Social Preferences Reveal About the Real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2): pp. 153–174. ↩
-
Samuel Bowles. 2016.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