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单元 市场机制的成败：私人决策的社会影响

10.3 问题的解决：私人谈判与产权界定

我们已经论证了香蕉的市场配置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如果渔民向种植园主支付一笔金额以减少香蕉产量，双方境况都将改善。这是否意味着在现实中可以通过类似方式来纠正市场失灵呢？

答案是肯定的。渔民与种植园主完全可以通过私人谈判达成协议。这类解决方案通常被称为科斯式（Coasean）谈判，以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名字命名。他率先指出：当存在外部效应时，私人谈判可能比政府干预更有效。

科斯认为，当一方行为同时对另一方产生损害时，当事人往往比政府更了解负面影响的具体情况，因此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他以英国著名的法律案件“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为例，说明谈判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该案中，糖果制造商布里奇曼（Bridgman）长期使用产生噪声与震动的设备进行生产。最初这并未引发外部效应，直到邻居斯特吉斯（Sturges）医生在毗邻布里奇曼厨房的界墙旁新建了一间诊所。法院最终裁定医生获得禁令权，禁止布里奇曼继续使用该设备。

科斯指出，一旦法院明确医生拥有禁止设备使用的权利，双方可通过以下方式改变最终结果：

• 如果医生获得的补偿超过噪声对他造成的损害，他愿意放弃这项权利；
• 如果糖果商从继续使用设备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需要支付的补偿金额，他也愿意支付这笔钱；
• 如果使用机器的收益高于其社会成本（双方成本之和），那么就能找到一个能够同时改善双方处境的补偿金额，机器设备将继续运转；
• 如果使用机器的收益低于其社会成本，则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设备将被停用，医生的诊所将继续保持安静。

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能实现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状态。为了达成协议，糖果商将不仅考虑设备使用带来的私人成本，也有动力考虑其带来的整体社会成本。一旦医生被赋予禁止扰民设备使用的权利，糖果商在医生诊疗时段使用机器的成本（包括布里奇曼为获得医生许可所必须支付的补偿金额）就将传递正确的信号。

产权（property rights）

法律对所有权的保护，包括排除他人使用、从拥有的物品中获利和将其出售的权利。如果被法律体系保护，产权可能涵盖广义的商品，如干净的水、安全或教育。

保留选项（reservation option）

当个人在特定情形中进行选择时，保留选项是指其可获得的次优替代方案。 亦称：备用选项。参见：保留价格.

科斯认为，一般而言，私人谈判能够确保受损方获得补偿，同时促使另一方主动设法减少其行为的负面影响。法院的职责则是明确界定双方的初始产权：例如，在“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中，关键在于判定究竟是布里奇曼拥有制造噪声的权利，还是斯特吉斯拥有享受安静环境的权利。这一观点表明，产权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那些通常通过市场交易的商品（如食物、衣物或房产），还可以延伸至法律赋予人们可享有的一些更为广义的“商品”（人们重视的任何事物），并且这些权利也可以成为谈判和转让的对象，从而给所有者带来货币收益。

正如5.8节安吉拉与布鲁诺的案例所示，法律框架通过分配初始产权，明确了双方的保留选项。在此基础上，如果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双方就可以通过私人谈判对产权进行交易，从而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参见5.9节）。

关于污染的谈判

我们接下来分析私人谈判是否能够解决农药污染问题。我们首先假设现行法律框架赋予种植园主使用农药的权利，却并未赋予渔民享有清洁水域的权利。在没有任何私人协议的情形下，如前所述，种植园主将选择生产80,000吨香蕉。种植园主和渔民从香蕉种植和捕鱼中获得的收益分别构成了他们各自的保留选项。在这一案例中，谈判涉及的当事方不止两个。要想实现有效协商，种植园主与渔民需要分别委托一个代表（个人或机构）出面谈判。设想由渔民协会的一位代表与香蕉种植者协会的一位代表坐下来进行谈判。为简化问题，我们假设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杀象灵”的农药，因此双方仅就香蕉产量进行谈判。

在谈判开始前，双方位于图10.3中的A点，此时香蕉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其市场价格。帕累托效率点为B点，在该点处香蕉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其市场价格。请根据步骤逐步推导：从A点移动到B点后，香蕉利润的减少幅度小于渔民收益的增加幅度，双方可以就此协商并分享这部分净社会收益。

最低可接受报价（minimum acceptable offer）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提出的不会被回应者拒绝的最低报价。在更一般的谈判情境下，它是会被接受的最不利的报价。

如果渔民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将愿意向香蕉种植者支付一笔费用，以换取产量减少至38,000吨。作为交换，种植园主也会同意放弃部分排污的权利。最低可接受报价将恰好弥补种植园主的利润损失（图10.3中价格线下方的阴影区域）。如果双方达成这一协议，渔业部门将获得所有的社会净收益，而香蕉种植者的境况既不会改善也不会恶化。

渔业部门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是其在污染减少后获得的全部收益——污染成本的总降幅。在这种情形下，种植园主将获得全部社会净收益。类似于第5单元中安吉拉与布鲁诺的案例，我们预期双方谈判达成的支付金额将介于这两个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具体金额取决于双方的议价能力。

产权分配：效率与公平

科斯指出，只要私人谈判能够穷尽所有潜在的互利空间，最终结果（根据定义）就必然是帕累托有效的，且与初始产权的归属无关。

为了理解这一观点，我们不妨设想另一种情形：如果在“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中法院当初并未支持医生的诉求，而是裁定糖果商拥有使用发出噪声的设备的权利，会发生什么？如果医生因噪声承受的损失大于糖果商使用设备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仍可以通过私人谈判达成协议：医生向糖果商支付费用，以换取其停止使用机器。与我们前文的分析一致，当且仅当设备使用带来的收益高于其造成的社会成本时，它才会被继续使用。同理，如果渔民拥有享受清洁水域的权利，种植园主则需要通过支付费用，以换取渔民放弃部分权利，最终的香蕉产量仍然会是帕累托有效的38,000吨。

不过，初始产权的分配对于收入分配却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各方的保留选项。回到图10.3，你或许会觉得：让渔民被迫为减少污染而支付费用似乎并不公平。在最终的配置结果中，渔民不仅继续承受着污染的损害，还要支付费用避免污染进一步恶化。这正是种植园主依法拥有“排污权”的直接结果。

如果在另一法律框架下，渔民拥有享受“清洁水域”的权利，那么他们的保留选项将变为完全不受污染损害。此时，渔民可以通过允许生产38,000吨香蕉获得一笔高于污染损害的补偿，也能实现收入的进一步提升——总体而言，这对渔民而言是一个更有利的结果。由此可见，产权归属会对双方之间收益与成本的分配产生巨大影响。

谈判机制在现实中的有效性

如果谈判能够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那为什么现实中仍有大量此类问题无法解决呢？

科斯的分析表明，明确界定产权是实现有效谈判的必要前提。20世纪50年代初，杜邦公司（DuPont）在西弗吉尼亚州生产特氟龙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种名为 PFOA的化学物质。当时，使用该化学物质并未受到法律监管，但它污染了当地农民和居民的饮用水源。尽管后来证实该物质可能导致人类及动物患上严重疾病甚至死亡，但多年间只有公司自身了解其危害性。由于信息缺失，法律既没有确认杜邦公司是否拥有合法使用PFOA的权利，也没有明确当地居民是否拥有享用清洁饮水并免受其损害的权利。在这一情形下，双方根本无法展开谈判。1998年，当地一位农民因牲畜死亡起诉杜邦公司，随后更多诉讼接踵而至。尽管如今PFOA的危害已经广为人知，它也早已不再用于特氟龙生产，但在其他PFOA仍被使用的领域，其法律地位仍不明确。2017年，杜邦公司就超过3,550起PFOA相关案件达成和解，向受害者支付了6.71亿美元赔偿金，但是仍然没有承认自身存在任何过错行为。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

阻碍讨价还价过程或契约达成的成本，包括获取待交易商品信息的成本和执行契约的成本。

即使初始产权界定清晰，信息缺失仍可能阻碍谈判的推进。科斯强调，由于存在法律费用以及谈判与签订合同过程中的各类成本，其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许多情形。这些成本共同阻碍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成本会显著上升。如果此时糖果商无法了解噪声对医生的实际影响程度，医生就有动机夸大自身所受损害，从而获取更高补偿。厘清各方的真实成本与收益本身就需要付出交易成本，而这项成本可能高到足以使谈判难以进行。

现实中，阻碍谈判进行的主要因素包括：

• 集体行动障碍：与外部效应相关的每一方可能都涉及多个当事人，而且他们受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香蕉种植园与渔民的案例中，我们假设双方都能找到值得信任的代表进行谈判，并且所有人都愿意遵守谈判结果。
• 信息缺失或不对称：在谈判中，只有对所有当事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度量，才能计算出每位当事人应当支付或获得的金额。
• 产权可交易性与契约可执行性：谈判涉及产权交易，因此契约必须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一旦有任何一位当事人违约，司法体系必须能够获取相关信息。
• 资金约束：希望购买产权的一方必须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例如，渔民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补偿种植园减少产量或改用更安全的农药。

简言之，对于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市场失灵问题，仅靠科斯式谈判往往难以有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