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单元 繁荣、不平等和生态极限

经济学家如何从事实中学习？ 制度对收入增长是否重要？

在传统实验中，实验人员改变被认为是原因的变量（X），同时保持所有其他变量不变，以此观察Y随X变化而产生的相应变化。以农业实验为例，X可能是施加的肥料量，保持恒定的条件可能包括水分和光照量，而Y则是作物产量。

相比之下，在所谓的自然实验中，我们借助历史、地理或其他方面的偶然差异来“开展实验”，并得到不同的X值。在其他可能导致Y变化的因素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这些X值可以与不同的Y值建立联系。

自然实验是指我们利用外部事件，比如制度变革或自然灾害，来对比受到该事件影响的经济主体和未受影响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结果差异。

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实行中央计划的民主德国（东德）和推行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西德）——这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案例。正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描述的，在这段时间内，政治上的“铁幕”将德国一分为二，从而将原本共享相同语言、文化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群体分隔开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在经济管理制度上存在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不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用实验的术语来说，东德在共产主义政党统治下实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被视为“处理组”，而西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则被视为“对照组”，用于推测如果德国没有分裂，东德会如何发展。对照组也被称为“反事实”情境：如果与历史事实相反，东德在1948年至1991年间没有实行计划经济，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一自然实验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经济体系建立之前东德和西德的可比性。1936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东德和西德的生活水平是基本相同的。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企业在汽车和飞机制造、化学工业、光学设备和精密工程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战争期间，整个德国经济被统筹为战时经济体制：例如，工资、价格，以及劳动力和经济资源的配置都受到中央的管控。

战后，苏联占领的东德地区实施了共产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取代了之前的战时经济体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内容的决策权并未交还到私人个体手中，而是转由政府官员掌控。这些负责经营管理工厂、办公室、矿山和农场的官员们无需基于资本主义原则生产那些顾客愿意以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战前的私有财产、市场和企业消失殆尽。

然而，在西德地区，由于占领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不同决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在1948年货币改革之后，西德地区废除了战时的价格管控和引入了新的货币，随之迎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1958年，东德的共产主义政党曾预测，到1961年前，东德的物质生活水平将超过西德。然而，这一预测未能实现，并成为1961年修建柏林墙将西柏林与东德隔离开来的原因之一。到了柏林墙倒塌、东德放弃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1989年，东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不足西德的一半。图1.16展示了东西德以及其他两个经济体自1950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变化趋势。

图1.16显示，1950年西德相较于东德拥有更有利的起始条件。在1936年战争爆发前，东德和西德的生活水平几乎相同，都已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东德在1950年经济表现相对较差的主要原因并非资本设备或技能的差异，而是国家分裂对东德工业结构造成的破坏比西德更为严重。¹

然而，其他一些在1950年人均收入更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却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同样遭受战争破坏的日本经济通过私有财产、市场和企业的有机结合以及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其人均收入到1989年已经追赶上了西德。而对于直到1975年还与东德相似、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的西班牙，自从1959年实行市场改革后，经济增速显著提升，到1989年时已经成功缩小了与西德的发展差距。²

我们不能从德国的自然实验中简单断定资本主义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中央计划经济则将导致增长相对停滞。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更为有限：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制度的分歧对德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中央计划经济（如苏联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长期表现，请参阅第1.12节中的图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