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单元 博弈规则：谁得到什么，以及为什么

5.14 应用：工资、污染及就业问题中的利益冲突和讨价还价

布鲁诺和安吉拉在工作时长和谷物分配上存在利益冲突。我们可以用类似模型分析有关环境的利益冲突案例。冲突源于环境质量对不同人的影响不同。当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破坏环境时，不同人群所受影响不同，有些人因其居住地和收入水平而承受更多损失，而另一些人则从造成损害的经济活动中获益。

外部效应，外部性（external effect，externality）

外部效应发生在某人的决策对他人带来利益或成本，而这些利益或成本未被决策者考虑在内时。外部效应也称为外部性。

例如，2008年和2009年，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发生了两起石油泄漏事件，摧毁了渔业。这些泄漏事件是英荷合资企业荷兰皇家壳牌的石油开采活动导致的。因奥戈尼人遭受这些外部效应，其代理律师在英国法院对壳牌尼日利亚子公司提起了诉讼。2015年，壳牌达成庭外和解，并向每人支付3,525英镑，其中2,200英镑支付给个人，其余部分用于支持社区公共品。这一赔偿金额超过大多数奥戈尼人一年的收入。代表社区的律师帮助为15,600名受益人设立了银行账户。

这些补偿可能部分弥补了奥戈尼人因失去健康环境而遭受的损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恢复工作将耗资10亿美元，并耗时30年。）对于荷兰皇家壳牌而言，和解要求他们至少承担其活动产生的部分负外部效应，并可能促使该企业的所有者（以及在三角洲开采石油的其他企业）改变其行为。

更早前，美国也发生过类似事件。1974年，邦克山公司（Bunker Hill Company）在爱达荷州凯洛格镇拥有一座大型铅、银和锌冶炼厂，该厂是镇上唯一的主要雇主，雇佣了2,300人。镇上的许多儿童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医生发现，这些症状是他们血液中铅含量过高所致，高到足以损害他们的认知和社会发展。

比尔·尤斯（Bill Yoss）是冶炼厂的一名焊工，他的三个孩子被发现铅中毒水平达到危险的高水平。“我不知道我们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他告诉《人物》（People）杂志的一名记者，“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州。”

企业拒绝公开冶炼厂铅排放水平的自测数据。企业表示，除非州政府放松排放法规，否则将关闭冶炼厂——冶炼厂确实在1981年关闭了。前雇员们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镇上房屋和商业的价值跌到了之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当地学校依靠房产税支持，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留守人员。

环境利益冲突模型

我们通过虚构的布朗维尔镇模拟邦克山事件。这个城镇只有一家企业，雇佣了全部劳动力，但该企业的有毒排放对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企业可以调整排放水平，但减排的成本意味着利润的损失。企业所有者（承担成本的人）住得足够远，排放不会影响他自己环境的质量。因此，居民和企业所有者在排放水平上存在利益冲突。他们还在工资水平上存在雇主-—雇员冲突。居民重视环境质量，当排放增加时，环境质量会下降。

城镇的居民有一定的权力影响结果，因为（就像情形2和3中的安吉拉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离开布朗维尔并在其他地方寻找工作。因此，企业必须提供一套环境质量和工资方案，这套方案至少要与他们的保留选项（即离开布朗维尔）一样吸引人。我们将企业必须提供给居民的效用的限制称为“离镇条件”。

同样，相对于居民，企业所有者也有权力，他也可以“说不”。工资和环境方案的成本不能高到让他更愿意选择保留选项，即关闭或搬迁，让居民失业。这一成本限制是企业的“关闭条件”。它限制了居民可以与企业达成的协议。

我们在图5.30中表示了居民和企业的偏好，其中支付给居民的工资w在横轴上，居民体验的环境质量水平在纵轴上。我们使用企业在减排上的支出金额作为环境质量的简单衡量。

我们假设，像安吉拉一样，居民的无差异曲线是彼此的垂直移动（拟线性偏好）。他们在工资和环境质量之间的MRS仅取决于工资；因此，在每个工资水平上，无差异曲线都具有相同的斜率。

企业所有者关心其总成本——工资支出加上减排支出。我们可以通过绘制工资和环境质量组合的线来表示企业的无差异曲线，这些组合具有相同的总成本。在这条线上，总成本是恒定的，因此每多在环境上花费1美元，工资账单就会减少1美元。这意味着企业的MRS是恒定的：其无差异曲线是直线。通过研究图5.30中的分析以确定互动的可能结果。

图5.30所示的情况类似于安吉拉和布鲁诺的情形3，他们可以在一系列帕累托有效的结果中进行协商。在这里，同样由于我们对居民偏好的假设，我们可以将剩余衡量为企业和居民的保留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而帕累托效率曲线则是一条直线。

帕累托效率曲线

工资和环境质量的帕累托有效配置使总剩余最大化。它们发生在企业和居民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地方：

\[\text{居民的MRS} = \text{企业的MRS}\]

这在所有工资为\(w^*\)的配置处发生：在图5.30中，帕累托效率曲线是\(w^*\)处的垂直线。

深入探究，我们的假设——环境质量E和工资w都以美元衡量，且居民具有拟线性偏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衡量效用的变化，并计算MRS。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

指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带来的额外效用。

居民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估值相同，与工资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质量E增加1美元，无论工资如何，都会使他们的效用增加1美元。然而，工资增加1美元所增加的效用，我们用MU来表示，即边际效用。工资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前工资水平较低时，他们高度重视工资增加，但随着工资的提高，MU会降低。

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理解居民无差异曲线的弯曲形状。为了计算斜率（MRS），假设工资上升1美元。无差异曲线向下的斜率是为了保持效用不变所需的E的减少量。工资上升使效用增加了MU美元，因此所需的E的减少量也是MU美元：

\[\text{居民的MRS} = \text{工资的边际效用}\]

随着工资上升，无差异曲线的变平直接对应于工资边际效用的递减。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企业的MRS。记住，企业对具有相同总成本的\(w\)和\(E\)的组合是无差异的。如果\(n\)是镇上被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那么企业的成本为：

\[\text{总成本} = E + wn\]

假设工资上升1美元。工资支出增加\(n\)美元。为了保持总成本不变，\(E\)必须减少\(n\)美元。因此，企业无差异曲线向下的斜率是\(n\)美元：

\[\text{企业的MRS} = n\]

工资和环境质量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发生在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即居民和企业的MRS相等的地方。因此，帕累托效率的条件是：

\[\text{MU} = n\]

在图5.30中，\(w^*\)是满足这一条件的工资。

如何确定配置？

结构性权力

冲突的结果将是以下之一：

• 企业关闭
• 居民离开城镇
• 冲突在关闭条件和离镇条件之间的某个点得到解决。

关闭条件和离镇条件的位置反映了企业所有者和居民的结构性权力。这是因为这些条件是由企业所有者和居民的最佳替代选项决定的：企业在其他地方运营所能获得的利润，或居民在其他城镇的生活状况。

议价能力

如果企业没有关闭，且居民没有离开，那么冲突的结果（位于两个条件之间的某个点）将由企业所有者和居民的议价能力决定。图5.30中阴影区域内的任何工资和环境质量组合都是可行的配置。

位于C点和F点之间的垂直线上的配置既是可行的，也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结果在这条线上，那么C点和F点之间的距离（\(E^{max} − E^{min}\)）就是总剩余。居民在接近C点时获得的经济租更高；而企业在接近F点时获得的经济租更高。然而，除非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居民和企业的议价能力的信息，否则我们无法确定哪个结果会发生。

企业拥有全部议价能力

如果企业可以简单地宣布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最后通牒，那么它会选择F点。我们说企业拥有全部议价能力。此时，企业的成本将远低于关闭水平；它将获得高额利润，并自由排放有毒物质。差异（\(E^{max} − E^{min}\)）在企业账户中表现为利润。但环境质量处于居民能接受的最低水平：（\(E^{max} − E^{min}\)）也体现为他们的医疗记录中的健康危害暴露程度。

居民拥有全部议价能力

如果居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会选择C点，此时环境质量为\(E^{max}\)。在企业必须获得足够利润以继续经营的前提下，城镇居民的效用（或福利）将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

分配共同收益

双方如何分配互动产生的剩余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议价能力。如果居民和企业都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他们可能能够在C点和F点之间达成一个结果，共同分享剩余（\(E^{max} − E^{min}\)）。

如果居民通过镇议会联合行动，对企业继续运营施加法律规定的最低福利水平，那么图5.30中的P点是可能的。通过联合行动，他们将比作为个体使用离开城镇的威胁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他们可以要求企业的决策为居民提供比他们个人离镇条件下的效用水平更高的效用。

在这种情况下，议价能力不仅会受到双方保留选项的影响，还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 执行能力：镇政府可能缺乏对企业排放限制的执行能力。
• 可验证信息：居民可能没有足够的关于排放水平和危害的信息来在法庭上赢得诉讼。如果是这样，企业将不会遵守与点P相对应的已商定排放水平。
• 居民共识：如果城镇居民对排放的危害没有共识，那么制定排放限制的官员可能不会连任。
• 游说：企业可能会说服居民，他们的健康担忧是多余的，或者与企业的排放关系不大。
• 法律资源：企业可能在法律上有权排放任何其认为有利可图的排放水平（也许在购买了允许其这样做的许可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