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单元 公司和员工

6.1 爆裂的轮胎：揭开谜团

2000年3月，特丽·劳伦斯（Teri Lawrence）驾驶她的1996款福特“探险者”SUV行驶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附近。她回忆道：“突然之间，传来一声巨响。”汽车的一只轮胎爆裂并随即翻覆，她因此受了重伤。同年夏天，随着收到越来越多“探险者”轮胎爆裂并翻车的类似报告，福特公司成立了一个“战情室”，以应对这场公关危机。他们迅速发现，绝大多数“探险者”所使用的凡士通（Firestone）轮胎是事故的罪魁祸首，而使用固特异（Goodyear）轮胎的车辆并未出现类似问题。

2000年8月，凡士通与福特公司合作召回了650万个轮胎。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这些轮胎爆裂引发的交通事故已导致271人死亡。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凡士通公司的股市市值缩水92亿美元，跌至危机前的一半以下。然而，导致这一连串致命事故的根本原因仍然成谜。

2003年，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亚历山大·马斯（Alexandre Mas）开始着手破解这一谜团。¹ 他们通过高速压力测试证实，这些轮胎在设计上并无缺陷。然而，一个不起眼的线索却指明了“犯罪现场”，尽管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在每个爆裂轮胎的侧壁上都印有一个十位数的轮胎代码，标明了生产该轮胎的具体工厂及其生产周次。大多数有问题的轮胎均产自凡士通六家工厂中的一家——位于伊利诺伊州迪凯特（Decatur）的工厂。

在此之前，凡士通位于迪凯特的工厂已经因其他原因被频频报道。1994年，公司推行日班与夜班“两班倒”的12小时轮班制，取代了原有的8小时轮班制。除此以外，新员工的工资被削减了30%，并且老员工的假期也被缩短了两周。1994年7月12日，橡胶工人联盟（United Rubber Workers）工会代表该公司的员工宣布罢工。公司随即雇佣了2300名替代工人，而且这些替代工的工资比此前的员工低30%。十个月后，工会取消了罢工，复工的员工们不得不接受大幅降薪、养老金冻结以及12小时轮班制。因此尽管已经复工，针对公司的抗议与不满情绪仍在持续。

当时的轮胎制造是一项劳动密集且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部分工会员工将轮胎爆裂归咎于替代工缺乏培训和经验。其中，一位资深轮胎制造工威廉·纽顿表示，他“看到许多替代工根本不懂如何制造轮胎”。但调查人员通过分析问题轮胎的具体生产时间记录后大吃一惊——几乎所有问题轮胎都不是在罢工期间由替代工制造的。正相反，大多数有问题的轮胎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工会员工生产的，既包括在罢工前生产的（当时凡士通宣布了削减工资、12小时轮班制以及其他新的要求），也包括在罢工失败复工之后生产的。

克鲁格和马斯的证据表明轮胎缺陷是劳资纠纷导致的，是工人对凡士通反工会政策进行报复的结果。凡士通的管理层意识到，他们虽然可以强制实施12小时轮班制并削减30%的工资，但如果因此激怒员工，就无法保证轮胎的生产质量能够符合安全标准。

公司与工作的协调

公司是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常常将公司作为个体来讨论，例如提到“凡士通定的价格”。然而，凡士通迪凯特工厂的故事表明，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也同样重要——公司是一个舞台，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在这个舞台上既可能有共同利益，也可能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在本单元中，我们将探讨公司以及它们如何协调和管理个人完成的工作。

经济是由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人们构成的，有人驾驶卡车、有人收银、有人生产苹果显示模块、轮胎或服装。更进一步，生产显示模块还包括许多不同的任务，由苹果公司的供应商三星或LG公司内部的不同员工分工完成。在富裕国家中，虽然部分人服务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但绝大多数人都靠在公司工作谋生。

劳动分工（在不同任务上的专业化）不仅能提升企业内部的生产率，还能通过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推动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

• 商品的各个组件可能由公司内部不同部门的员工生产，最终被组装成完整的产品，例如一件衬衫或一部iPhone手机。
• 或者，不同公司生产的组件通过市场交易整合成完整的产品。
• 通过市场上商品的买卖，组装完成的iPhone手机最终从生产商转到消费者的手中，American Apparel品牌的衬衫也被某位消费者穿在身上。

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曾通过一个火星视角的假想例子来解释为什么研究企业与市场同样重要。

伟大的经济学家 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Herb’ Simon，1916—2001）向他的读者提出，假如存在一位来自火星的访客，当这位访客通过一台能够揭示社会结构的望远镜观察地球时，他会看到什么呢？西蒙认为，企业可能会呈现为绿色的区域，而企业内部的分支和部门由模糊的轮廓线分隔开。连接这些绿色区域的是红色的买卖交易线，而在绿色区域的内部，则是蓝色的权威线，连接着老板和员工。

传统上，经济学家关注市场以及通过竞争决定的价格。但西蒙认为，假如站在火星人的视角：

组织才是地球经济的主要特征。若向火星传回一则描述地球场景的消息，可能会提到“由红线连接的大块绿色区域”，而不是类似“由红线连接的绿色点状网络”这样的表述。（《组织与市场》，1991年）³

西蒙原本是政治学家，却为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理解社会，因此研究了制度和人类心理，尝试打开经济学家习惯视为“黑箱”的动机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受到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界的认可，并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指出，企业并不仅仅是一个根据供需关系调整决策的代理个体。企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这些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可能会发生冲突。西蒙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个人会通过合同完成特定的、预先定义的任务？而在什么情况下，企业与员工会签订雇佣合同，从而允许老板自由管理员工的时间？

西蒙解释道，当预期的任务能够清晰地在合同中规定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单纯的雇佣工作。但如果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雇主无法提前知道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那么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员工需要完成的任务就变得不可能。最终，这将形成一种以雇主与雇员关系为基本特征的企业模式。⁴

西蒙的这项早期研究展现了两个他长期关注的领域——无法通过合同描述的复杂经济互动，以及不确定性在改变决策性质中的作用。

理解雇佣合同的必要性可以解释企业的一项重要特征，即连接雇主与雇员的权力关系。然而，什么样的组织才是一个好的组织？研究表明，将个人奖励与组织成功挂钩的激励机制似乎效果有限，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心理学问题。

Note to authors: the link below will not work until Unit 8 is live.

西蒙的学术生涯可以与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形成对比。哈耶克的思想将在第8单元中详细探讨。这两位学者都关注社会如何在不确定性面前实现繁荣。

对于哈耶克来说，价格机制就是一切——它是一种工具，能够收集和处理海量信息，从而协调任何规模的系统。而在西蒙看来，价格机制需要由更能应对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的机构和政府进行补充，甚至取代。这些替代性的“权威机制”依赖于人类心理中尚未完全被理解的方面，例如忠诚感、群体认同以及创造性满足。

在2001年西蒙去世时，他的许多思想已经进入主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便植根于他试图构建的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经济理论。西蒙的研究表明，经济学不能是一门孤立的科学——一名经济学家不仅需要是一个擅长处理决策集和效用的数学家，还需要是一个能够推理人际关系动机的社会心理学家。